时间已经是初春。
傍晚，微风习习，虽还夹杂着些寒意，但总感觉暖暖的。
晚饭后，老院长和夫人一起散步。不知不觉，已来到华西口腔医院新大楼工地前。这里已经没有了白日里的喧嚣热闹，显得静静的。地已经挖得很深了，如果能顺利通过文物局的审查，那么很快就可以打地基了。黄褐色的泥土，庞大的机器，简易的工棚，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不过谁能想到，前段时间，这平静的背后又有多少的不平静呢？
前几日，成都某电台一热线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突发感慨：“今天我经过华西口腔医院门口，看到那里已经成了一块平地，唉，这么好的医院怎么一下子没有了呢。小时候还去箍过牙齿呢！”没过几分钟，先后两位观众打进热线：“咋个没得了呢，我刚刚开车时还看到了的！是旧楼拆了，在原来住院部大楼那边看病呢.......”“不能乱说哦，恁们悠久的一个医院咋个会没得了哎......在修新的大楼的嘛。”面对观众的质疑和说明，主持人不得不自嘲道：“我弄错了，赶紧改，不然群众会责难我们了......”
又一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
“两名外地夫妇来到华西口腔医院复诊面部肿瘤。只见门诊楼已经全部拆除，原来醒目的华西口腔医院标示也被施工的地铁围栏遮住。一名中年男子凑上来说：‘华西口腔医院已经关门，医生已经分散到其他医院去了。’随后，他主动提出带刘女士到‘新医院’看病。刘女士花费了3000元，从所谓的专家手中购买了两包‘特效肿瘤药物’。拿到这两包草药，他们觉得不太对劲。刘女士报案后，警方随即赶到将医托挡获，将3000元损失全数追回......”
那段时间，全国众多主流媒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华西口腔医院的“关门”事件辟谣。一时间，华西口腔医院再次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天色渐渐暗下来，一阵风拂过，老院长不由得竖起了大衣的领子。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工地。其实，相对于这百年来口腔医院大楼的风风雨雨，这些小小的风波又算什么呢？
1907年冬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的年轻博士林则（Ashley
Woodward
Lindesay）携新婚妻子林铁心，到上海后经过一个月的木船水程及半月的“滑竿”（简易的竹制轿子）陆程，终于走完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来到成都。这一路上，煞是艰险和曲折。不过，想到自己很快就能实现“在中国西部做牙医，帮助那里的民众解除口腔疾病”的愿望，他还是忍不住的兴奋。回想起来，几年前，还在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兴起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活动，而自己就读的牙医学院的“中国西部华西传教会”深深的吸引了他：古老的中国，美丽的西部，人民淳朴善良，文化悠久深远，却缺乏现代的医学，更不要说优秀的牙医。于是，经过几番波折和努力，他和妻子踏上了去中国的道路。
在成都，1892年到来、作为“加拿大教会志愿队”队员之一的医学博士启尔德（O.L.Kiborn）已经站稳了脚。这位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的高才生和其第二任夫人（第一任夫人随其来到成都不久因霍乱流行而染病去世）已经分别创立了仁济男医院和仁济女医院（后仁济女医院因火灾与仁济男医院合并,改名为四圣祠医院，解放后医院被成都市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更名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然而，林则的到来，并未受到成都教会的欢迎。他们认为，成都这么一个封闭的地方，只需要全科医生，还不需要这么高级的牙医。林则苦苦相求，还是不能获得工作机会，他随时都有回国的可能。
幸运终于降临，一天，一位外国传教士安装的假牙损坏了。林则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显露自己技术的机会，在一两天内把它修好，完整地交给了那位传教士。如果不是林则的到来，这位传教士很有可能不得不长期忍耐着苦痛。当时，其实还有不少传教士的假牙也已破损，需要修理。这样，教会方面终于在仁济男医院给了林则一间偏僻的空房。一家牙科诊所就诞生了。
当时时值清朝末年，按照中国传统，男女授受不亲，诊所必须有两间诊疗室，一间男士用，一间女士用，医院认为中国妇女不会到医院找牙科医生看病，就把上下楼不方便的四楼给他。出人意外的是，林则先生开诊当日第一位病人却是位中国妇女。检查时林则发现，她患了估计已经十年的牙槽脓肿，已有大量的骨坏死和不断的排脓。病人一直服用中药却没有任何好转，既痛苦又绝望。幸运的是，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她的病情迅速好转，不久就康复了。有着手到病除的精湛技艺的林则，很快声名大噪。
逐渐的，他的诊所门庭若市，而那间偏僻的空房已经不能满足门诊的需要，同时，林则牙医工作得到教会充分认可，他们对林则的勤劳及热心，十分赞许，于是，1909年教会理事会通过了建立牙病专科医院的评估。直至1911年春天才选定一个合适的地方，即四圣祠礼拜堂对面。医院从1911年三月开始修建，炎热的气候和革命的暴发不时中断医院的建设，直到11月，医院才完工，定名为牙症医院。
然而，医院仅仅投入使用了一段时间，由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升级，林则只得远赴上海避难。所幸，风暴之后，社会秩序不久恢复，林则再返成都。1913年1月，关闭了一年的牙症医院重新开诊，患者仍络绎不绝。据说，牙症医院墙壁上曾有一幅令人捧腹的“护齿广告”：一个面黄肌瘦的四川老财，手捧饭碗，开口大笑，露出口中惟一的一颗蛀牙……这幅没有牙齿的图画让围观者感受到自己牙齿松动的恐惧。
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数位外国优秀口腔医生的陆续来蓉，口腔的教学工作也逐步开展和规范起来。1917年，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牙科系——华西协合大学牙科系设立，1919年，华西协合大学牙科扩建，与医科联合组成医牙学院，随即牙学系改为牙学院。
1928年，为了更好的配合位于华西协合大学校区的牙学院的教学工作，又在华西坝上建立了新的牙病专科医院——华西协合大学口腔病医院，主要专家教授在此开诊和指导实习。同时，位于四圣祠礼拜堂对面的牙症医院继续开诊，中国第一名牙医学博士黄天启即此担任院长。
1940年初期，牙学院和口腔病医院的新楼落成，即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八教学楼的西半部和在其西侧的一座“E”形两层楼（后者已拆除）。那里有30台手术椅，楼上实验室，楼下临床，还有教室和博物馆，一切设备都是从国外运进的，这在东亚都算是屈指可数。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上级决定将华西口腔病医院与华西附属医院合并。从此，口腔失去了那座有丰富物资的专科库房和人、财、物自主权，仅以口腔内科、口腔修复、口腔外科三个临床科室的地位存在于附属医院中。
不久，那座精美的口腔病医院被移作他用后又被拆除。曾经发生过多少趣事、培养过多少英才、穿行过多少名人的场址已几乎毫无痕迹。如今，走到华西校区西区时，那座精美的大楼原址，只能看到一个高的塔形建筑（当时其底楼是口腔病医院的挂号厅）和一片用作停车场的空地。
1953年，附院新的门诊楼落成，口腔诊室正式迁入了门诊大楼三楼与四楼，治疗椅位由30台增至60余台。口腔颌面外科病房从城内陕西街迁至附院内，床位由12张增至40张（现华西附一院八角亭处）。1959年附院外科大楼建成，口腔颌面外科迁入外科四楼，为“外科七病室”，设50张床位。
与附院合并，对口腔的学科特别对于刚刚成立的口腔颌面外科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与其他专业的互相交流，帮助大家更好认识口腔疾病与全身疾病的关系，增强了治疗病人的新方法、新理念。
然而，更多的却是矛盾。由于口腔的工作主要在门诊进行，门诊量大，收入也高，但是消耗和投入也多，与临床其他专业有的诊室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几张桌椅的情况不同，口腔诊室需要复杂的综合治疗椅、各种器械，对病人处理不仅是开处方而且常常还要用特殊材料现场操作，类似于外科性质的工作，这样，口腔门诊的支出自然是相当的高，对管理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由于当时北京尚没有如此完整的口腔医疗服务，很多政府首要、名流等常需要到华西的口腔诊室就诊，然而，场所和设备的限制，无法在一个相对安静和单独的环境下（特诊室）行诊，因而有太多的不方便。这一切都限制了口腔医疗服务的开展和发展、
1960年前后，临床医疗任务更加加重，特诊的工作不断繁忙，尤其春季为特诊最繁忙的时期。附属医院的口腔椅位远不能满足教学和医疗的需求，特诊工作在那杂乱的门诊部很难进行。附属医院曾一度在内科大楼高诊病室内挤出三个房间作为口腔特诊用房，可是有许多矛盾仍很难解决。
于是，当时口腔系系领导（1953年，华西大学调整后仅余医学部分并改名为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改名为口腔系）不断的向学院、省委、卫生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希望批准另建一座口腔专科医院，使口腔医、教、研综合在一处。最后卫生部决定，在当时四川医学院修建一座口腔大楼。1963年，指标正式下达，规模包括附属用房共8000平米、经费150万元。
筹建口腔医院是繁重的。首先是选址。最初学校提出天竺园和光明路两处供口腔选择。当时，为了市政建设，成都市在1959年开辟了从皇城（现展览馆）向南直达火车南站的一条大马路，作为成都市南向的主干线，名为人民南路。新开的大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成都市政府非常希望沿着马路两侧能有些大型建筑物。负责城市规划的市长、四川医学院党委领导，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口腔系领导班子，又征求了一些老师的意见后，口腔大楼的地址选定在天竺园。
上报学院，得到同意后，即刻测量了应占用土地的范围。麻烦的是要拆掉5座很有特色的别墅式楼房和花园，要占用两所教师住宅庭院，其中还有三座中式楼房，还要砍伐15棵属于保护性的大楠木树，这样幽静的校北路就要彻底的消除。学院领导亲自下来考察实情，克服了一些困难，同意了口腔系的意见。随即，学院组织了修建口腔医院办事组，由学院总务处长负责主持，事务科长协助，并由口腔系调出三位教师和附院一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系主任负责总体规划和具体工作的协调。由西南设计院杨光珠总工程师规划设计。口腔系要求7000平米业务用房，包括113台治疗椅位，每台占8平米，并面朝窗户，符合自然采光要求，7个候诊室，100张住院床位，4个手术间和其他的手术室用房，出入院处用房和病人入院时沐浴室；教学部分要三个20平米的临床教室，两个100平米的专科教室，一个300平米的阶梯学术讲演厅，三个教研室的资料会议室，组织病理学临床诊断实验室、专科教室，10个教授办公室；科研部分有微生物研究用房，解剖生理研究用房，电生理研究用房，研究所的办公、科研等用房；管理部分，有系办公室，教学秘书和资料室，正副院长办公室，财务室，临床检验室，急诊室，值班室，接待室；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特诊室，要有两个椅位，候诊、接待、资料保管等用房，其所处大楼的部位也有一定的要求，以上所述都还只是最主要部分。详细图纸出来上报卫生部审批，1964年春正式开工，以后几乎每月卫生部基建部门都要派人来现场检查一次，经过一年多的施工，随后又是内部装修，设备安装，到1965年底，一座我国首座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口腔医学专科大楼拔地而起，以其独特的造型、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人民南路三段之西侧。而这座大楼设计图还曾在国际有关期刊上得以发表并获得极大的关注和肯定。
1966年5月1日新的口腔医院落成并开幕。开幕式上，卫生部、省、市、学校领导参加，进行剪彩，隆重而喜悦。
5月2日口腔医院正式对外开放，接待病人。
然而，正在大家这样充满信心，兴高采烈向前奋进的时刻，十年动乱的前奏开始了，逐渐的，大字报贴满了口腔楼的外墙和系领导的家门和窗前。参加“四清”的人回来了，外出进修的人回来了，回到了学校，他们都很紧张，一片茫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悲剧终于发生，5月16日，“5.16”通知下达，文化大革命开始。灾难性狂风恶浪卷袭了整个华西坝，也卷袭了这座崭新的口腔大楼。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座大楼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剧。
新大楼的顶楼是水塔，为一制高点。武斗时，放了机关枪，武斗双方互相开枪。口腔医院大部分玻璃被打烂，原本光洁夺目的墙面也被打得千疮百孔，甚至连顶楼水塔内的水箱也被打穿。
当时，学生“停课闹革命”，医疗还在进行，虽然情况很危险，大家还是尽力在救治受伤人员。新口腔医院，收了大批武斗的伤员，最多时候有将近700名，都是头部受伤的，而正式的床位才100个，所有的教室、都睡满了伤员。那时，大家把有窗户的地方用棉被蒙起，哪个地方打枪多就用两床棉被蒙上。一天，位于四楼的颌面外科门诊室的周岳城教授正在给一病人做手术。一颗子弹穿过棉絮，打在他心脏的地方，他当时就倒下了。医生马上进行检查。那时正是冬天，一层层脱完衣服后，发现子弹刚刚在皮肤上，还没有进去，幸好只是虚惊一场。口腔一名1969届的学生，张明清，沿着大楼外的楼梯上楼，一颗子弹正中胸口，打进胸腔，他当场就死了。院子的职工宿舍内，一位教授之子吃完早饭，从屋子走出来，刚下台阶，一颗子弹打进胃里。医生赶紧抬到颌面外科手术室抢救，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还有一名工人，早上上班，一进口腔医院院门就被子弹打死了......
随着武斗的越来越升级，正常的医疗不能进行了，大家都逃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座本寄予了大家无限希望的大楼变得空空荡荡。
文革进行到有组织的“革命”后，医疗部分恢复了。但是开诊不开学，只有教师和医生看病。有的医务人员只能作勤杂工工作，而有的非医务人员却挂牌成了专家。其实，做勤杂工工作已经算很幸运了，有些著名专家教授则被分散关押，每天一早集合一起，到挂号大厅站成一排，戴着牌子，做“喷气式”，一站就是三、四个钟头。对着来挂号的人，“革命者”还用皮带抽打他们并说：“这是我们里面最混蛋的人”。
看到这一切，大楼只能哭泣……
而这座大楼本身也成为了悲剧。造反派说，这样一座高级的大楼，工农兵如何能够进得起看得起病，这分明是为资产阶级准备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主持修建这座口腔大楼的系主任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这座无辜的大楼，大字报咒骂它，子弹射击它，木棍石块砸向它；崭新的大楼，受到灭顶之灾。
而老院长（当时任口腔系系主任）的灾难就更深重了。至今，季羡林的著作《牛棚杂忆》仍是他最喜欢书籍之一，里面细致描写的文革时期专家学者在牛棚里面受到的种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迫害，对老院长而言是那么的真实和熟悉。他的家人，也遭到无谓的牵连。他的一双儿女都下放到四川最偏远的山区，而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他回头凝视那曾经娇小娟秀的爱人——残酷的迫害造成了她终身的痛苦，这时，悲伤和愧疚不由得又涌上心头。
历史总在前进，终于，文革结束了，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大楼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口腔大楼开始了正常的开诊。每天清晨，它都迎接着对病人充满热情的医生、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学生以及大量来自天南地北对医院充满希望的患者。在这里，医院在发展，医学事业在发展。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近几年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医疗工作的任务不断地加重和扩展，这座大楼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这座已经运作四十年的大楼终于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2006年9月，即将拆除的前夕，老院长站在这座自己主持修建的这座大楼前，久久的凝望，思绪万千。回想起来，这几十年来，作为华西坝亮点，作为对外的窗口，这里开展了许多新的医疗技术，解除了大量病人的痛苦，同时也接待了不少国内外的名人。他还记得，自己曾两次接待过世界大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博士来到口腔大楼的手术室观察针刺麻醉在口腔颌面部进行手术的效果，了解麻沸散的实情，并将这些都写进了他的举世巨著《中国科学史》中。他还多次接待文幼章本人和他的家族，接待华西协合大学创建者的后人，接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牙医学专家代表团，接待多伦多大学校长、牙医学院院长，接待我国口腔医学界的专家们，接待我国建筑专家们和他们带领的学生......每一次接待，他都由衷的为这座大楼骄傲，为在这座大楼里开展的伟大的医学事业而骄傲，为这医学事业取得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而骄傲。几十年来，他完成了为它应做的一切，它也圆满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风，更大了。成都的初春就是这样，昼夜温差极大。
不远处，一棵不知名的阔叶树上，零星的叶子在风中瑟瑟发抖，一时间还让人误解现在还是萧瑟的寒冬。他曾经读过一篇散文，讲的就是奇怪南方春季落叶。是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己刚来到成都时，也难以置信这万物复苏的春天里的落叶：一些阔叶树，顶着一头枝繁叶茂的绿叶好不容易熬过冬天，突然一下子就黄了、飘落一地。不过，仔细看看那树枝上，红中透绿的叶苞正勃勃的向着天空，等哪天的一夜春风将它们吹绿。是的，这看似冷清的背后，是希望的明天的起点……
盼望着2008年8月8日的8时，华西口腔新大楼的落成。
陪伴着妻子，他慢慢的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