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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钟声荷塘月(一)

                          ——五十年代初的华西坝琐忆

李秉琦

发布日期:2013-09-16    阅读:2497次

编者按:李秉琦教授,1933年出生,河南开封人,1955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系。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口腔黏膜病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华西口腔黏膜病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也是我国口腔黏膜病专业的领军人物。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口腔医学组第二召集人、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学专委会第一、二届主任委员和第三届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国务院临床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口腔医学规划教材评审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成都市政协委员等十余种重要学术和社会职务;入选卫生部临床重点学科及四川省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四川省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大学“214重点人才工程计划”第一层次,四川省优秀科普作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荣获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医药总局联合授予的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省部级劳动模范)。

 

1951年秋天,一封来自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医牙41级)的录取通知书,使我告别了清雅幽静的川大铮园,告别了朝夕相望的望江楼,同时也告别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即将迈入大学校园,崭新的生活正在我面前渐次展开。

正式报名那天,没有父母陪伴,我独自用架子车托着行李来到心中的圣地——华西坝。进了学校,不知道新生到那里报到,也找不到接待的人,我想一只无头的苍蝇,推着架子车拉着行李东跑西跑,围着学校的医科楼、牙科楼转了一大圈,都没找对地方。直到快中午了,疲惫又着急的我拉着行李回到华西大学的办公楼,幸运地在楼梯上遇见了一位同学,他问我是不是新生,又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敬万年,是高我一届的学长,今天他是来接待我们的。在他的指点下,我找到了报道的地方,临近傍晚的时候终于把报到手续办好,找到了宿舍。不巧的是,管理宿舍的老师告诉我本来应该我们住的那栋楼已经没有空位了,于是我和班上的几个男同学都被分到了药学系的宿舍——育德楼(现已拆)暂住。进了宿舍,放好行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总算安定下来了。

我们报道后,学校还要进行一次面试,面试地点是在牙科办公室。我们不知道老师们会问些什么问题,心里很有些忐忑不安,如果要测试我的英语能力,我就很有可能会出丑。因为以前的华西牙科是教会办的学校,师生的英语都很好,但我读的是普通中学,估计英语水平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尤其是口语交际能力相对更弱。直到同学们告诉我不会考外语,老师们就问问学生的家庭出身、报的志愿,以及为什么要考牙科等简单的问题时我才放下心来。

那天面试我的是一个瘦瘦的老先生——王顺靖先生,他是我很尊敬的恩师。其实那个时候王老师年龄并不大,也就四十多岁,只是以我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园的小孩新奇的眼光看来他显得比较老罢了。他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第一印象,到现在只要一想起王老师,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还是面试时他的样貌。当时王老师已是牙周系的负责人了,这是我之后才知晓的。面试在一个单独的小房间进行,记得他问我:“我看你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听说你第一志愿就是牙科,不是医科,不是药学,也不是其他系,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喜欢学医,幼时体弱多病,是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所以我也想做一个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句俗话——‘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在我心目中能当医生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而且医生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有一句老话说‘医不叩门’,医生用不着敲他人的门,可见医生的社会地位也很不错。再说我的父母也很支持我学医”。他又问我为什么要学牙科,我说:“因为华西大学的牙科是东亚第一。”王老师边听边微笑摇头,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同学,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对。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牙科在中国的医学中比较重要,牙医是人民的需要,这才是你报考牙科所应持的态度。你要努力学习,珍惜这个机会,发展我们国家的牙医学事业。”

这番话对我影响深远,让我不再懵懵懂懂,真正认识到了选择牙科的价值,更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奋斗目标。想来,我之后在从医和教研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是和王老师对我的这一番教诲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在华大的第一课,还未正式走进课堂,先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诲。

读大学之前我几乎都住在家里,只有高中有过短暂的住校经历,所以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不是很强,也不太习惯过这种集体生活,开始时犯了不少像晚上开着大灯泡看书,也不管是不是会影响到同学休息,或用完水忘了把龙头关紧这样的小错误。不过同学们都很善良,他们耐心地提醒和善意地批评,让我渐渐习惯了怎样过集体生活,并很快融入他们的群体中,彼此间的相处也越来越融洽。

大学四年间我们搬了很多次宿舍,先后住过育德楼、明德楼、广益宿舍和华美宿舍,这些都是华大著名的建筑,后来大多被拆除了,非常可惜。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已经不在学校公开活动了,因此,每栋宿舍的礼拜堂都改成了比较大的寝室。宿舍有不同类型,有七八人一间的大寝室,也有两人一间、一人一间的小宿舍。一般来说,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同学住地下室和大寝室,三、四年级的同学住四人间或两人间,毕业班的学生资历最老,可以一个人住一室。总的来说当时的住宿条件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到了高年级以后。不过,随着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学生增多,住宿开始紧张,小寝室的待遇也就渐渐废除了。

住校的学生都在学校伙食团搭伙,搭伙的费用很便宜。起初我在育德楼搭伙时每个月只需交旧币四万元,也就是四块钱,后来涨成八万元。涨成八万的时候,伙食很好,菜里全是油,用过的碗筷都不容易洗干净,而那时又不像现在有洗洁精之类的清洁液,大家只能用开水洗。所以一到吃完饭,打开水的地方就排上队,都是等着洗碗的。

我们每个宿舍都有自己的食堂,开始是学生出钱由学校办。伙食费涨到每月八万后不久,国家新出台了一个规定,全国公立学校的大学生免收伙食费,我们学生自然欣喜万分。此外,食堂间还经常进行比赛,看谁办得好。因为国家给钱的规格是一样的,大家就比谁能想办法把同样多的钱花得更有价值,做出既美味又有益于学生身体健康的食物。这些比赛的受益者当然是学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很吃了一些物美价廉的好东西。

免收伙食费的政策对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照顾,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多数同学的家庭还是比较困难的。有些同学尽管过去家里是地主或资本家,比较有钱,新中国成立后也世易时移,境况有了不小的变化。新政策大大地鼓励了学生情绪,使家境困难的学生能够不再为生计发愁,安下心来好好读书。但是当时也有学生对这个政策好像并不领情。记得有同学对我说:“秉琦,我们还是自己交伙食费吧!”我有些不解,问他道:“国家包伙食,这是多好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自己交?”他说:“我听说国家包了伙食,毕业后就得服从国家安排,,叫你去哪就去哪呢。”我听完,微微一笑,心想:这不是很好吗?以前毕业就是失业,现在国家既包伙食又包分配,现在不但不用担心吃饭问题,连将来的工作也不用发愁了,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刚进大学时,我们班只有三个男团员——邱蔚六、曾自强和我。除了参加团组织举行的社会活动外,我们还分别担任了班干部职务,因而也就比别的同学忙得多。邱蔚六是我的老友,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现在是我国唯一的一位口腔医学领域的工程院院士。因为出了他这个院士,华西的老同学们都为班级一员感到非常骄傲。并且堪称佳话的是,后来他与我们当时的团支书王晓仪结成了夫妇。曾自强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亲自创办了泸州医学院口腔系。而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股长,也就是现在的学习委员。从读书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几个还经常见面,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友谊,我把我们相处时拍的每张照片都好好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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